事实证明，如果不选择“私了”，农民工所受的损失可能更大。
　　 今年38岁的贾继平曾是他们村里最棒的木匠，手巧，干活也殷实。不幸的是，2006年年底他在北京市大兴区一家家具厂做木工活时，被气压电锯锯掉了左手中间三个手指。
　　 老板掏了一万多元治病的钱后，就再也不愿给钱了。
　　 无奈之下，贾继平只好去劳动部门做工伤认定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从2007年初开始到现在，这个工伤认定还没做出来。
　　 据他介绍，劳动部门先要求他提供能够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。没有签劳动合同的他，只好拿着一些单据去申请仲裁。两个月后，他拿到了与老板的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裁决书。然而，用人单位又以他受伤期间不是在老板的公司，而是在老板妻子注册的公司打工为由提起诉讼。一年多后，他们拿着判决书去找劳动部门进行工伤认定时，劳动部门不予受理，让他再次去申请仲裁以证明他与老板妻子的公司有劳动关系。
　　 “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结果。”贾继平的妻子告诉记者，他们早已被老板从厂里赶了出来，现在在几个老乡家里轮流住，她帮老乡做饭洗衣服混口饭吃，贾继平就去街上捡点饮料瓶卖钱。“要是以前，他是绝不肯拉下面子去捡破烂的，真是逼到这份上了。”
　　 “一个工伤案子拖上几年时间很正常，特别是没有买工伤保险的单位，因为费用全部要他们承担，为了逃避责任，那些企业是能拖则拖。”韩世春说。
　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大多数选择“私了”的农民工都表示，老板有钱，跟他们耗不起，“很多老板直截了当地说，‘给你几千块钱，你要不要？不要你将来一分钱也拿不到！”
　　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告诉记者，农民工宁可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来私了和解，其原因就在于工伤维权的程序复杂、维权成本高。几年维权下来，有些企业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财产已转移完了，最后劳动者是赢了官司输了钱。
　　 调查札记
　　 对于愈演愈烈的“私了”现象，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？记者将这个问题提给了时福茂。他给出了两个建议：
　　 首先，强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职权，简化工伤认定程序，方便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。
　　 其次，对于用人单位存在未提供安全生产条件、未及时给予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等过错的，除了依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的规定支付相应的待遇外，还应当就其应支付金额的50%(或更高比例)再支付“经济赔偿金”。
结束语
　　 农民工是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他们出生农村，却投身城市建设，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的城市基础建设和发展是搭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肩膀推进的。然而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社会对农民工的保障并不乐观。
　　 关爱农民工不能停留在口头，不能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慰问，而要尽可能落实在每个群体，每个角落，每个个体。为农民工生存提供更多的制度和法律保障，是民之所愿，民之所期，民之所需。我们期待，通过我们的报道，能让这样的保障逐步制度化、常态化、广泛化。（法制日报 本报记者 刘宏）